下午两点半，买家峻准时站在了屠有年办公室门口。门是虚掩的，留着一道三指宽的缝。这个细节他注意到了——老纪检的门，从来不会完全敞开，也不会完全关死。敞着是姿态，关着是戒备，虚掩是手段。给你留一步自己推进来的余地，也给自己留一步观察你的余地。

他敲了两下门。

“进。”

屠有年的临时办公室在市委东配楼三层，原来是间小会议室，临时腾出来给了督导组。房间不大，一张办公桌，两把椅子，一个铁皮文件柜，墙上挂着一幅本市地图，地图上用红蓝两色的图钉标了不少点。买家峻扫了一眼那些图钉，蓝色的集中在老城区和安置房片区，红色的散落在几个商业地块上。他心里有了数——督导组来之前做的功课，比他想象的多。

屠有年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档案。买家峻认出最上面那份是安置房项目的停工报告，边角卷着，是翻过多遍的痕迹。旁边还有几份文件，他看不清标题，但能看见纸页边缘盖着红色的“绝密”印章。

“坐。”屠有年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。

买家峻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椅面是硬木的，靠背很直，坐着并不舒服。他知道这不是故意的——这间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临时拼凑的，不舒服很正常。但他也知道，屠有年完全可以让人换一把舒服的椅子。没换，就是一种态度。

屠有年没有马上说话。他把手里的文件翻了一页，又翻了一页，像是在看什么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的声音，哗啦，哗啦，每一下都像是在往沉默的水潭里丢石子。

买家峻没有催他。他坐在那里，背挺得很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他注意到了屠有年桌上除了文件之外的东西——一个老式的搪瓷茶杯，杯身上的漆掉了几块，露出下面灰黑色的铁胎，杯盖上印着“省纪检系统第三届培训班留念”，日期是十八年前。一支钢笔，笔帽上的镀金已经磨掉了大半，露出黄铜底子。还有一盒降压药，就放在茶杯旁边，药盒的锡箔板上已经空了三粒。

“买家峻同志。”屠有年开口了，但眼睛还盯在文件上，“你是主动要求调到新城来的，还是组织安排的？”

这个问题来得突然。买家峻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，不是紧张，是让自己坐得更踏实。“是我主动申请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在老单位干的时间不短了，想换个能做事的地方。”

“能做事。”屠有年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，像是把每一个字都放在舌尖上品了品，“那你在新城做了什么事？”

买家峻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在揣摩这个问题的分量。屠有年不是在问他的政绩，那些东西材料里都有。屠有年在问他做了什么让某些人睡不着觉的事。

“我查了安置房的账。”他说，“查出了问题。挪用的资金流向了腾达地产和兴鹏建材——解迎宾和杨树鹏。我继续往深挖，发现了云顶阁。然后我出了车祸。”

屠有年终于从文件上抬起了头。他摘下老花镜，放在桌上，用两根手指捏了捏鼻梁。他的手指枯瘦而有力，骨节粗大，像老树的枝丫。“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阻止你查案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有证据吗？”

“直接的证据没有。做这种事的人不会留下书面指示。但我有间接的——威胁信三封，电子邮件七封，短信十一条。还有交警队那份被修改过的车祸鉴定报告。”买家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放在桌上，推到屠有年面前。

屠有年没有碰文件夹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右手食指开始敲左手手背——一下，一下，节奏很慢。跟上午见面会上的动作一模一样，但这次敲得更慢，慢到买家峻能数清楚每一次敲击之间的间隔。

“买主任，我问你一个不该问的问题。”

“您问。”

“你怕不怕？”

买家峻沉默了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阳光移了位置，从桌面移到了文件柜上。他忽然想起刚到新城的那天，站在老樟树下面，风吹过来，树叶哗啦啦地响，像是在鼓掌。他当时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。现在他也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。只是对的地方，从来不意味着好走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