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6年1月，维也纳

新年后的第三天，雅各布·科恩收到了一封信。

不是通过邮局——邮局太慢了。是费伦茨从警察局的一个熟人那里带回来的，信封上没有署名，只有一行字：“科恩先生亲启。”字迹工整，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。

雅各布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只有几句话：

“账本的事，已经有人去查了。你不需要知道是谁。只需要知道，你做的事，有人看到了。

——一个陌生人”

雅各布读了两遍，把信折好，放进抽屉里，跟那些写给“陌生人”的信放在一起。他忽然觉得有点讽刺——他一直在给陌生人写信，现在陌生人给他回信了。只是这个陌生人，也许永远不会知道，他的信被放在了一个装满“从未寄出的信”的抽屉里。

费伦茨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，放在柜台上。“谁写的？”

“一个陌生人。”

“陌生人给你写信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写的什么？”

“说我做对了。”

费伦茨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追问。他端起自己的咖啡，走到角落的椅子上坐下，开始喝。他的咖啡是甜的——他每次都加三块糖，雅各布说过很多次“糖要钱”，但他从来不听。

保罗在第四天来了。孤儿院的隔离解除了，那个得猩红热的孩子挺了过来，没有死。修女说这是“上帝的恩赐”，保罗说这是“药的作用”。雅各布觉得两个都对，但他更倾向于后者——因为药是他买的，上帝没有出钱。

“科恩先生，新年快乐。”保罗走进门，手里拿着一张小卡片。

“新年快乐。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做的。送给您。”

雅各布接过卡片。卡片是用硬纸板做的，边缘剪得不整齐，正面画着一个圆形的物体——他看了半天，没看出来是什么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咖啡壶。”保罗说，“您每天用的那个。”

雅各布又看了看。那个圆形的物体上面有一根弯曲的线，大概是手柄；下面有一个方形的底座，大概是炉子。不像，但很用心。

“谢谢。”他把卡片放在柜台上，用那个空瓶子压住，“我会一直留着。”

保罗坐到角落的桌子旁，雅各布给他端来一碗热汤——今天是土豆汤，加了一点培根碎，香味很浓。保罗拿起勺子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抬起头。

“好喝。”

“又在撒谎。”

“真的。比上次的土豆泥好喝。”

雅各布笑了。“那是因为加了培根。培根什么东西都好吃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不每次都加？”

“因为培根贵。”

保罗低下头，继续喝汤。喝到一半，他忽然抬起头，看着雅各布。

“科恩先生，您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我八岁。您比我大十六岁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等我二十岁的时候，您三十六岁。那时候您还开咖啡馆吗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那我来帮您。”

雅各布看着他，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玩笑，只有一种认真的、笃定的光。

“好，”雅各布说，“我等你。”

莱奥在正月初六回到了的里雅斯特。

他请了三天假，回了一趟维也纳，去看伊洛娜。不是专程去的——他告诉自己，是去送那份账本，顺便看看她。但账本早就寄出去了，他其实没有别的理由。他只是想见她。

他们在维也纳待了两天。第一天，伊洛娜带他去了贝尔塔的墓地。墓碑前放着几束干枯的花，大概是别人放的，已经看不出颜色了。伊洛娜蹲下来，用手把那些干花清理掉，然后把自己带来的新鲜雏菊放上去。

“她喜欢白色。”伊洛娜说。

“我知道。你说过。”

“我说过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