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7年2月，维也纳

炮兵培训的地点在维也纳新城的一座军营里，离军事学院不远。莱奥每天早晨六点起床，七点上课，下午五点结束，晚上复习笔记。培训的内容比他想象的要难——新式后装炮的弹道计算比旧炮复杂得多，涉及空气阻力、地球自转、温度湿度等一系列变量。

“以前打炮靠经验，现在靠数学。”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少校，秃顶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说话像在念课本。

莱奥的数学不好。在军事学院的时候，他的数学成绩勉强及格。现在面对那些复杂的公式，他的脑子像一台生锈的机器，转得很慢。

但他没有放弃。每天晚上，他坐在营房的床上，点着煤油灯，一遍一遍地演算。纸用了一摞又一摞，铅笔削了一根又一根。

“你不睡觉？”同屋的学员问，一个来自格拉茨的年轻少尉，叫霍夫曼。

“再算一会儿。”

“算什么呢？”

“弹道。”

霍夫曼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“这有什么好算的？打仗的时候，谁会给你时间算这些？都是凭感觉。”

“凭感觉打不准。”

“打不准就再打一炮。反正炮多。”

莱奥没有反驳。他继续算。

培训的第五天，他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。信是寄到军营的，信封上贴着一枚蓝色的邮票，邮戳很清晰。

“莱奥：

听说你在学新炮。学得怎么样？难吗？

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医院的文章。维也纳的医院太少了，病人住不进去，有的在走廊里躺好几天。

你知道吗，贝尔塔以前说过，‘这个帝国最大的病，不是没有药，而是没有医生’。

我现在觉得，她说得对。

伊洛娜”

莱奥读完信，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他拿出纸和笔，写回信：

“伊洛娜：

新炮很难。数学很多。我算得很慢。

但我会算出来的。

你说帝国没有医生。我觉得，帝国也没有老师。什么事都要自己学。

莱奥”

他把信寄出去，然后继续算弹道。

培训期间，莱奥每个周末都去看伊洛娜。

周六下午培训结束后，他坐火车从维也纳新城到维也纳市区，车程四十分钟。然后步行到伊洛娜的公寓，大约二十分钟。他走得很慢，不是因为累，而是因为想在路上想清楚——见到她该说什么。

但每次见面，他都说不出来。不是忘了，而是那些话到了嘴边就消失了，像雪花落在手心里，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化了。

伊洛娜不催他。她给他做面条、煮咖啡、泡茶。然后他们坐在沙发上，聊天——其实是伊洛娜说，莱奥听。她说报社的事，说韦伯的胆小，说那些匿名威胁信，说卡尔·冯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请她吃的蜗牛。

“蜗牛好吃吗？”莱奥问。

“还行。但不如面条。”

莱奥笑了。“你什么都说不如面条。”

“因为面条是我做的。自己做的，最好吃。”

莱奥看着她，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——不是月光，不是灯光，而是另一种光。说不清是什么光，但很暖。

“伊洛娜，”他说，“你以后想做什么？”

“继续写。写到我写不动为止。”

“写不动了呢？”

“那就躺在椅子上，让别人读给我听。”

“谁读？”

“你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