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还提出了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重要思想。这里的“法”是“遵循、效法”的意思，这句话清晰地阐述了人、地、天、道之间的关系：人要遵循地的规律，地要遵循天的规律，天要遵循道的规律，而道则遵循自身的自然本性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“道法自然”中的“自然”，并非指在“道”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、实体化的“自然”事物，而是对“道”的存在状态与运行方式的一种形容，它体现了“道”的自在性——“道”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事物；同时也体现了“道”的无为性——“道”的运行不带有任何主观意志和目的。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”，即“道”孕育了万物却不将万物据为己有，成就了万物却不以此自恃有功，一切都因其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发展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这便是“道”最根本的本性。

“道”的本性是自然无为，但恰恰是这种“无为”，最终却能成就“有为”的效果；正是因为“道”不主动干预事物的发展，才使得万物能够按照自身规律正常生长、变化，从而成就了宇宙万物的繁荣与有序。老子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，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，提出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著名观点。这一观点是老子思想的核心精髓之一，深刻地反映了老子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独到见解。

“无为而无不为”这一思想具有多重重要意义：首先，它是“道”所具有的最高品德与最大作用的体现，“道”通过无为的方式，实现了对宇宙万物的滋养与支配；其次，它是支配天地万物运行的最根本规律，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，都遵循着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原则，违背这一原则，事物便会陷入混乱与困境；最后，它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则，人们只有遵循“无为”的理念，不刻意追求名利、不强行干预事物，才能实现个人与自然、社会的和谐相处，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幸福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多次以具体的论述来阐释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思想。例如，“不自生，故能长生”，意思是说，“道”不刻意追求自身的生存，反而能够永恒存在；“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，即“道”始终不把自己当作伟大的存在，反而能够成就其伟大的地位，这便是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普遍道理。对于个人而言，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一个人只有不与他人争夺名利、地位，天下才没有人能够与他相争；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”，在利益面前，将自己放在后面，反而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拥护，使自己处于领先地位；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，反而能够更好地保全自己；“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”，一个人越是无私地为他人、为社会奉献，最终反而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与目标，这些都是个人安身立命所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。

事实上，老子提出的这些思想观点，并非完全是自己的独创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古代“圣人之治”的实践经验。在老子看来，古代的圣人在治理天下时，正是遵循了“无为而治”“无私奉献”的理念，才实现了天下太平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。因此，老子希望通过宣扬这些思想主张，劝导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效仿古代圣人，做到无私自律，不凭借自己的权力妄为造作，不与百姓争夺土地、财富、资源等利益，从而让百姓能够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生产、繁衍生活，让社会能够在自然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兴盛，让民风能够回归到原始的淳朴与善良，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目标。

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不仅是“道”的作用、“道”的规律的体现，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“道术”，即侯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。在老子看来，侯王要想实现“王天下”（统一天下）、“治天下”（治理好天下）的目标，就必须以“道”为根本准则，遵循“无为而治”的理念。他在《道德经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”，意思是说，统治者只有始终保持“无事”（即不妄为、不扰民）的状态，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，从而治理好天下；如果统治者频繁地发动劳民伤财的事情，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，那么他就没有能力治理好天下，更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。

为了进一步阐述“无为而治”的治理效果，老子提出了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”的著名论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统治者如果能够做到无为而治，不强行干预百姓的生活，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自我教化、自我发展；统治者如果能够保持清静，不轻易颁布繁琐的法令、发动不必要的徭役，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，遵守社会秩序；统治者如果能够不折腾、不扰民，让百姓安心从事生产，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富裕起来；统治者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贪图享乐、不横征暴敛，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保持淳朴的民风。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“无为而治”的优越性，为后世的统治者治理好社会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指导和劝诫。